文字設計和視覺文化

短報:美國 70 年代左翼運動印刷史料收藏

圖:Brad Duncan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的美國見證了社會變革思潮和社會活動的升溫。反戰運動愈演愈烈,民權運動尤其是黑人平權運動發展到了最高峰,女性和同性戀者要求解放的呼聲越加高漲。這些運動雖然由不同的根源促生,但受到了反種族主義、女權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泛非洲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影響,具有鮮明的共同特徵。

在這一波社會運動的浪潮中,留下了不計其數的宣傳材料,海報、傳單、小冊子、報刊、專輯封面……它們被印製出來,分發到街頭巷尾,最後似乎註定在歷史中轉瞬即逝,但仍有不少保存了下來。在紐約布魯克林,一個名為 Interference Archive(社會幹預檔案)的團體在今年 1 月至 3 月舉行了名為「捷報傳來:美國 1970–1979 左翼激進運動印刷史料」(Finally Got The News: The Printed Legacy of the U.S. Radical Left, 1970-1979)的展覽,將這些政治意涵極為豐富卻少有人知的資料悉數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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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報:《紐約時報》改版 A2–3 版

圖:Co.Design

2017 年 3 月 2 日的《紐約時報》紙質版推出了全新設計改版後的 A2–3 版。

重新設計後的兩版不僅囊括了聚焦報道、今日關注點、歷史上的今天、每日語錄、惠民信息,還加入了新聞製作幕後故事、網絡版時報必讀和視頻音頻推薦的板塊,把填字遊戲也挪了進來,據說甚至還會刊載記者的推特發文。整體設計風格明顯借鑒了雜誌和網頁的視覺語言,各欄目以模塊形式簡潔齊整地分布在版面上,在高密度的信息之間仍然留出舒適的空白,使讀者的目光自在游移,即便不細讀也能快速縱覽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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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變革的時代存在:設計師與策展人 Willem Sand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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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em Sandberg(威廉·桑伯格, 1897–1984) 攝影:Pieter Brattinga(圖:Guardian)

1943 年的春天。二戰中被德軍佔領的荷蘭已經進行了多年的非暴力抵抗運動。除了大規模地掩護像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這樣的猶太家庭之外,地下印刷業也在暗中遍地開花,逾千份小報在各處發行,有些甚至後來發展為大型報紙和雜誌,運營至今。時任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策展人的 Willem Sandberg(威廉·桑伯格)也在做着一份特殊的印刷工作,他憑藉自己在文字排版設計方面的專長和印刷商 Frans Duwaer 的幫助,在博物館的地下室里為猶太人偽造身份證明,使他們躲過蓋世太保的迫害。然而流亡者愈來愈多,大量與人口資料不符的假證使 Sandberg 和其他藝術家同僚的處境艱險。於是,經過精心的策劃,他們在 3 月炸毀了市政統計辦公室,上萬份資料化為烏有,再無對證。

Sandberg 在德軍的追捕中逃過一劫,但他的妻兒和其他多位同仁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活在和平年代的設計師和策展人們極難想象,自己的工作若牽扯上鮮血淋漓的生死會是怎樣的場景。即使戰時湧現的許多平面作品也表達了設計師和藝術家對戰爭的思考,但身體力行地把炸彈藏在自己家裡的 Sandberg,顯然更有一位社會活動家的尖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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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Mendelsund:閱讀,思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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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Mendelsund 新作兩本。圖:covers.petermendelsund.com

無論在哪裡,書籍設計似乎都只在幾個角落裡兀自繁華,大部分書店的書架上展露的封面,或平淡無奇,或嘩眾取寵,或千人一面,加之電子書的興盛,對包括封面在內的書籍裝幀設計真正關注的人群越來越少。不過這並不會使設計師的熱情消減,反而讓一些術業有專攻的設計師得以大展才華。Peter Mendelsund(彼得·門德爾桑德)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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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ADC 視覺標識的 N 種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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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初,紐約 ADC 更換新標識(圖:Brand New

作為資歷最老的聚集頂尖創意與視覺藝術人才的民間機構之一,紐約 ADC(舊稱 Art Directors Club,藝術指導俱樂部)從 1920 年建立開始,每年通過 ADC 年賽來評選視覺傳播領域的最佳作品。ADC 始終堅持藝術標準與商業價值的結合,創始人 Louis Pedlar 與其團隊建立俱樂部、開辦年賽與展覽的初衷,就是為了能提升廣告領域的藝術水準,用品鑒藝術與工藝的眼光來評判商業性的視覺設計。最初年賽只徵集黑白插畫、彩色繪畫、海報這三類作品,如今作品種類早已擴展到兩百種以上,涵蓋出版、包裝、攝影、電視廣播、交互媒體等各種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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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標點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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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Biblos

頻繁見於西文排版中的許多標點符號,有着悠長的淵源。在數碼時代,一些符號在網絡上獲得了新身份,一些在印刷排版中卻愈發少見。我們不妨回頭探尋一番屬於它們的古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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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話走向理性:羅馬字形的模數化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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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對羅馬字型的模數化重構嘗試。(來源:Jacques André

從羅馬圖拉真柱石碑上手工雕刻的字母,到用幾何方法丈量出的字形;從十五世紀人文主義學者對羅馬字形的復興,到柵格模板上科學精確的繪製,羅馬字母經歷了一系列發展,逐漸脫離書法性質,轉變為更趨於現代的幾何字形。

如今我們所用的拉丁字母(也稱羅馬字母),與古老的羅馬帝國有着緊密聯繫。羅馬人不僅發展完善了拉丁字母,還確立了字母的形態。圖拉真柱(Trajan’s Column)上所鐫刻的銘文就是這筆偉大遺產的佐證。這些刻在石碑上的字母協調又美觀。羅馬人究竟使用了何種丈量方法來統一它們的形態,已不得而知。

然而兩千多年後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大力重興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也湧現出許多研究羅馬文字字形的學者。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羅馬字形的協調勻稱,一定是採用某種範式來構建的。於是他們通過幾何方法重新繪製這些字母,為其賦予了新的生命,讓字形設計轉向模數化,也為後來的現代人用柵格(grids)設計字體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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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宮行走:倫敦地鐵150周年公共藝術作品

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s Park)地鐵站。(圖:The Guardian

自1863年世界上第一條地鐵在倫敦開通以來,倫敦地鐵已走過150個年頭。倫敦「地鐵藝術」項目組(Art on the Underground)邀請多位藝術家參與創作,共同慶祝150周年紀念。其中規模最大的創作要數英國當代藝術家 Mark Wallinger 創作的「Labyrinth」(迷宮)。整個龐大的系列作品由270幅不同的迷宮圖組成,將會被永久懸掛在倫敦270個地鐵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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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停車指示牌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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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Pentagram)

在紐約街頭停車是出了名的麻煩事。因為停車指示牌極其雜亂無章,哪怕研究揣摩一番,仍少不了常被貼罰單的命運。紐約交通局官員 Janette Sadik-Khan 深知其痛:「有的停車牌高達5英尺,像一根圖騰柱,上面密密麻麻的信息讓人摸不着頭腦。」不僅如此,指示牌全部採用大寫字母,字體字號不一,文字居中對齊,閱讀起來十分吃力,有時還能看見三種顏色的四塊停車牌放在一起,上面堆了近250個字母。

好在現在一切有了改觀。今年1月,紐約市交通局宣布將採用重新設計的停車指示牌。參與這一項目的是大名鼎鼎的 Pentagram(五角星)設計公司,由 Michael Bierut 與團隊負責完成。作為設計師,Bierut 自己也飽受指示牌的困擾,以至於他只敢在車庫裡停車。不過,「我們真正開始着手這個項目時,才發覺原來的指示牌有多複雜。規則的可能性太多了,你開的什麼車?要停多長時間?在哪天停?在什麼時段停?需要用字體版式以及顏色幫助人們理清這些重疊的信息,的確是一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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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ira Ying

平面設計師,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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